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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院院士王金南:協同推進減污降碳勢在必行

2021-09-28 文章來源:中國大氣網 瀏覽量:0

溫室氣體排放與大氣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、同源、同過程的特點。“十四五”時期,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、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、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。但目前,全面綠色轉型的基礎依然薄弱,結構性、根源性、趨勢性壓力尚未得到根本緩解。如何實施“協同”?近日,中國工程院院士、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權威作答。

近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強調,要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出發,更加注重綜合治理、系統治理、源頭治理,加快構建減污降碳一體謀劃、一體部署、一體推進、一體考核的制度機制。

溫室氣體排放與大氣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、同源、同過程的特點。“十四五”時期,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、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、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。但目前,全面綠色轉型的基礎依然薄弱,結構性、根源性、趨勢性壓力尚未得到根本緩解。如何實施“協同”?在“美麗中國百人論壇2021年會”上,中國工程院院士、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權威作答。

“減污”“降碳”缺一不可

不同于發達國家先解決環境污染、再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,我國既要減污,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,同時又要有效控制碳排放,為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目標筑牢基礎。協同推進可謂“一箭雙雕”。

“近年來,在城市人口、能源消費等數量不斷上升的同時,PM2.5濃度和碳排放強度都在顯著下降。背后貢獻來源是什么?”王金南說,據中國工程院評估,在2018-2020年污染防治三年行動計劃期間,貢獻最大的措施是工業提標改造、民用能源清潔化,前者對全國和長三角地區PM2.5濃度降低的貢獻分別為21%和30%,后者為京津冀和汾渭平原兩大重點區域PM2.5濃度下降各貢獻了38%和26%。同時,三年行動也對二氧化碳減排產生顯著效應,全國累計減碳4.9億噸。

“溫室氣體與傳統大氣污染物排放具有相同的驅動力、相同的根源,空氣質量問題影響著氣候變化,極端氣象等氣候也會影響環境改善。”王金南表示,從必要性和可行性來看,協同推進減污降碳勢在必行。“結構性問題突出是實現美麗中國及碳達峰、碳中和目標的共同挑戰,協同推進則是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、實現降碳目標的根本途徑。高度同源性又使得減污降碳的可操作性非常強,能夠基于合理手段實現兩大目標。”

王金南介紹,預測顯示,若能按期實現碳中和愿景,到2060年前后,PM2.5濃度大體可降至10-15微克/立方米,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推薦值。而據生態環境部通報,2020年前11個月,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.5平均濃度達到世衛組織第一階段35微克/立方米的目標,該成績已非常不易。

年均降碳目標要達到3億噸

在王金南看來,減污降碳仍需持續發力。“在全國整體改善的同時,大氣污染形勢依然嚴峻。2015-2020年,PM2.5濃度超標城市比例從68.5%下降到37.1%,全國依然有約40%的城市空氣質量沒有達標,有些省份一個城市都沒有達標。”

通過對70個已宣布碳達峰目標的城市進行分析,王金南還發現,其中35個城市自身PM2.5濃度尚未達標。“從碳達峰到碳中和,歐盟大約用了70年時間,減排約40億噸,年均減排二氧化碳0.6億噸左右。我們要用30年時間,減碳100億噸左右,年均減碳目標要達到3億噸。實現減污降碳的時間緊、任務重,現階段要以碳中和目標為約束,推動實現高質量的碳達峰。”

王金南進一步指出,碳達峰是指某個地區或行業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歷史最高值,然后經歷平臺期進入持續下降的過程,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歷史拐點,標志著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實現脫鉤。達峰目標包括達峰年份和峰值,其早晚與高低將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長和難度。“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,需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,能源消費剛性增長需求旺盛,將給碳達峰帶來巨大壓力。”

而據記者了解,部分地區仍在“高碳”軌道上謀發展,認為2030年前還可繼續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,攀登排放“新高峰”后再考慮下降,這正是沒有認識到降碳對各地發展的倒逼要求:“十四五”新建的高碳項目,其排放將延續到2050年前后,還會壓縮未來20-30年低碳技術發展空間,對碳中和進程造成影響。

重點關注熱點區域

結構性、根源性、趨勢性壓力還表現在,我國粗鋼、水泥產量和煤炭消費量均占世界總量一半以上;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偏低;局部地區生態破壞問題依然突出,生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。如何進一步推動減污降碳?王金南提出目標、空間、對象、措施、政策及平臺6個維度的“協同”。

“針對每個主要城市,分成2025年、2030年、2035年等不同階段,同步提出空氣質量達標與碳減排目標。大氣污染物與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間高度聚集,重點關注這類‘雙高’區域。”王金南說,2017年全國碳排放量排名前5位的網格,合計貢獻了全國68%的二氧化碳、60%的氮氧化物及46%的一次顆粒物,這些正是熱點區域。

從行業來看,工業、電力、交通及建筑碳排放占到全國排放總量的90%以上。“二氧化碳排放是均質的,北京排放1噸與上海排放1噸差不多,但空氣質量區域性差別卻很明顯。在選擇治理對象時,更多要以空氣質量改善目標作為依據,識別不同地區的重點部門。”王金南提出,因任務高度一致,減污與降碳的措施也可協同。“例如,大力發展風、光等可再生能源是電力行業降碳的主要措施,這對徹底降低大氣污染物排放也非常有效。”

王金南還強調,應創新減污降碳協同政策機制,并建立城市空氣質量達標和碳達峰“雙達”管理平臺。“二氧化碳和大氣污染物都是一個‘煙囪’出來的,統計監測應由同一個部門監管。但在一些城市,兩套管理體系還是分開的,因此首先要建立城市空氣質量與二氧化碳排放協同評估方法,在技術層面予以突破,不能光喊口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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